方静：曾是郭兰英的徒弟

    谁也不会把今天在屏幕前正襟危坐、一脸忧患的我与曾经的小童星方静联系在一起。那时候我比现在出名，我现在就是出再大的名，也不可超越当时的名气。那时候还只有四岁多。会唱很多民歌，《绣金匾》、《南泥湾》，学郭兰英唱。

  第一次上舞台是在广播剧场，我才四岁半。别人都是等拉开幕布走上舞台，老师怕我对不准麦克风，就让我在拉开大幕之前，对准麦克风站好，在地上画了一个圈，告诉我站在原地不能动。那时我实在是太小了，舞台又很大，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中间，看着台子前边的乐池，生怕自己掉下去，紧张得端着肩站在那儿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大幕拉开，观众看到这么一个小人儿在舞台中间紧张得端着肩，“轰”地一声笑了。可当我第一句唱完，全场马上爆发一阵掌声。从此，我一举成名，火了。

    小时候我的嗓音条件特别好，音域很宽，被郭兰英收作最小的徒弟。

    那时候，电视还不普及，我就凭着一场一场的演出，迅速蹿红，虽然人小，却是“大牌”明星，特别是在北京，更是家喻户晓。也许一直走下去，是一条星光灿烂的路。但我母亲却决定，让我离开舞台，接受正规教育，而且，必须在完成大学教育之后，再选择职业。我为此深深感谢母亲的远见。

    6岁，我进入一所著名小学的实验班。那是一个聚集了各路小神童的实验班，我的长项是唱歌，讲起故事来也天花乱坠。所以，学校大大小小活动，特别是外事活动，无论是哪个年级的任务，都要把我叫上。

    后来，我考上了著名的北京实验中学，唱歌，便成了我一个业余爱好。

    和晶：当主持人是误打误撞

    我一直相信，只要勤奋努力，就可以成为出色的导演。19岁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时，我专门挑了导演系。当时表演系也在招生，于是有老师很奇怪地问道：你模样漂漂亮亮的怎么不去考表演系而非要考导演系呢？可我感觉自己本来就笨手笨脚，人一多就更怕自己露了怯。我当时以为当导演就是那种可以整天躲在幕后用笨劲的职业。

    大学毕业时我23岁，长头发还扎了两条辫子，因此简历送到哪儿都没人要。一看长相，完全是儿童演员，根本不具备所谓导演的“权威感”和“沧桑感”。最后是被塞进了隶属上海广播电视局下面的一个单位里，也没有什么正经活儿干，就是帮忙给各办公室送送报纸打打开水做些杂务。一个月也就是300块钱的工资，可我还要租房和支付其他生活开销。

    经济拮据之中，我又去报考了广播电视局组织的主持人、编辑班。因为若能考上那个班，我日后就可以再有一份兼职，拿两份工钱了。因为明白自己很笨，所以我事先的复习准备特别充分，考了第二名。这个班上完之后，老师感觉我胆太小、人也不够活跃，于是就没让我去电视台而让我去了电台。但这样的分配我依然满意。

    我迈入社会的第一步，就是在电台的播音间，没窗户，小黑屋，自己写稿、自己录音、自己做节目。我把这一切看成是享受，那一个小王国都是属于我的。所以一干就干上瘾了，连续做了两年，后来还为电台开创了两个新栏目。

    为了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富裕些，后来我又到电视台，开始为别的女主持人写台词本，之后我能去当主持人完全是误打误撞：从当替补晋升主持的幸运者。

    欧阳夏丹：成功主要取决于心态

    以前我认为业务素质是决定的因素，但实际上，心态更重要。在上海工作四年，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和谐，但我还是选择了辞职。当时有些犹豫，害怕失败，但妈妈和姐姐劝我，就当是从零开始，无所谓失败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关键是自己要有追求，有进步就是自己的成功。

    我刚来央视的时候，也上过很多节目，比如《经济半小时》，还有一些早间节目、晚间节目、特别节目。我发现自己主持的节目类型太多了，观众反而不清楚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，不如就一心一意做一个节目，如果出彩、如果是精品，不需要做太多。

    工薪族的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，可我的时间是倒过来：朝五晚九。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，它意味着工作时间延长一倍。根本没有休息时间，就连周末也一样工作。超强度的工作，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，更是对心理和意志力的考验。

    每个月都有几天心身俱疲，早晨起来，就开始对自己说：加油！一路上，不断地给自己心理暗示。有时候，趁着“马斌读报”，或者镜头还没有切到自己，和同事们互相打趣，聊聊幕后的“新闻”，来个脑筋急转弯，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。

    面对观众，我就不再有自己的喜怒哀乐。我必须把自己的七情六欲抛到九霄云外，全心全意地演绎我的新闻主播的角色。

    有位朋友曾问我：“你怎么能坚持那么久？我做了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去了。”当作出选择之后，就必须为之付出努力。因为热爱，所以忍耐。